2026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，一个核心问题萦绕在欧洲各国领导人心头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、安全承诺收缩的背景下，欧洲能否真正作为一个独立、统一的地缘政治力量采取行动？ 尽管会场内充满雄心勃勃的言辞，但现实中的欧洲，仍面临从制度缺陷到精神内耗的多重挑战。

一、雄心与现实：领袖的呼吁与行动的落差

会议上的欧洲领导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雄心：

•   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欧洲必须学会“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”，并推动超越法德轴心的、制度化的欧洲安全战略。

•   英国首相斯塔默将欧洲喻为“沉睡的巨人”，直言“硬实力是这个时代的通行货币”。

•   德国总理默茨的言论最具颠覆性，他直言“美国的领导地位主张已受到挑战”，宣布将国防开支目标提高至GDP的5%，并探讨建立“欧洲核保护伞”。他甚至在价值观上与美国划清界限，强调欧洲不相信保护主义，而相信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。

然而，言辞的雄心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。斯塔默宣布派遣航母打击群，但未说明对俄具体行动；马克龙被传提供战机，但法国直接参与度仍有限；默茨大幅提高军费，但德国战略本质仍是防御性的。欧洲仍未准备好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提供明确的安全承诺，更遑论与俄罗斯直接对抗。

二、结构性困境：为何欧洲难以统一行动？

欧洲在地缘政治上步履蹒跚，根源在于其深层的结构性矛盾：

1.  军事体系的高度碎片化：欧盟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结构，其防务体系堪称“武器系统的博览会”——拥有约178种不同武器系统（美国约为30种），包括20种战斗机、29种护卫舰和17种主战坦克。这种“多样性”在战场上意味着互操作性差、后勤低效和重复建设。整合如此分散的体系，需要克服巨大的技术、产业和政治障碍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2.  公众意愿与战略风险的矛盾：尽管欧洲民众普遍支持援乌并担忧俄罗斯威胁，但大多数人不愿本国直接卷入军事冲突。民调显示，近七成欧洲人怀疑本国抵御俄罗斯进攻的能力。在缺乏美国全力支持的情况下，与核大国俄罗斯正面冲突的风险极高，而妥协的成本似乎更低。
3.  “战略脑死亡”与精神危机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演讲中尖锐指出，欧洲的问题不仅是制度缺陷，更是一场深层的“精神危机”。他认为欧洲被“负罪感与羞耻感”束缚，将自信与行动意志让渡给了某些意识形态，导致在自我防卫上犹豫不决、行动迟缓。欧洲一方面期待他人承担安全责任，另一方面又以“民主协商”为名不断推迟艰难决定。

三、美国的角色：从“保障者”到“催化者”？

特朗普政府的“美国优先”政策及其对北约承诺的削弱，客观上成为了唤醒欧洲战略自主意识的“警报”。长期以来，在美国安全庇护下的欧洲，缺乏追求真正战略自主的紧迫动力。

鲁比奥此次慕尼黑讲话，巧妙地将跨大西洋关系置于“西方文明”叙事之下，试图以共同文化纽带重新凝聚盟友。他将特朗普过去的批评重新包装为“兄弟式的关怀”，并呼吁欧洲摆脱“恐惧瘫痪”和“全球福利国家”心态，成为能自主捍卫利益的盟友。这种叙事转变，意在激发欧洲的内部责任感，而非仅仅提供外部保护。

四、前路何在：从“沉睡”到“觉醒”有多远？

欧洲要成为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，道阻且长：

•   制度整合是基础：必须克服国家利益的藩篱，推动防务一体化，统一采购标准、整合指挥系统、合并军工产业。这需要极大的政治魄力和数十年的持续努力。

•   克服战略文化惰性：需要超越“支票簿外交”和口头团结，形成清晰的共同战略利益认知，并愿意为捍卫这些利益付出切实代价，包括承担更高的防务开支和潜在风险。

•   弥合意愿与能力鸿沟：不仅要在军费上达标，更需建立真正可用的联合军事能力，并获得公众对更积极安全政策的持续支持。

慕尼黑会议上的激昂演讲表明，欧洲精英阶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然而，从“意识到”到“能做到”之间，横亘着巨大的鸿沟。历史不会等待欧洲慢慢统一意见、完善制度。如果欧洲真心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保护自身安全，那么它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的会议和声明，而是无需等待完美条件、立即开始行动的决心与勇气。

欧洲能否成为地缘政治力量，答案不取决于慕尼黑会场的掌声，而取决于未来几年它能否将言辞转化为切实的联合行动，并为其地缘政治雄心支付必要的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