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采访中宣称“中国TikTok给孩子推教育内容，海外版却让青少年疯狂”时，这个被中国网友调侃为“美式意林”的荒谬段子，意外折射出全球共同的焦虑。从欧洲议会呼吁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媒，到澳大利亚对16岁以下用户祭出账户禁令，从中国家长热议“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”，到美国各州密集发起短视频限制提案——在未成年人刷视频的问题上，没有任何国家能真正“领先”，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充满困惑的起跑线上。

全球围剿：从“讨论”到“立法”的焦虑升级

2025年末，全球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限制政策进入“爆发期”。11月26日，欧洲议会以483票赞成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，要求欧盟国家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在线平台，16岁以下需家长同意；12月10日，澳大利亚《社交媒体监管法》正式生效，Facebook、Instagram等平台若未阻止16岁以下用户创建账户，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罚款。紧随其后，新西兰、马来西亚宣布计划跟进类似政策，美国十余个州也在推进各自的限制提案。

这种“一刀切”的禁令背后，是各国政府对社媒负面影响的集体恐慌。新加坡教育部明确指出，社交网络导致青少年“注意力分散、线下社交减少、亲友连结变弱”；澳大利亚母亲米娅·班尼斯的悲剧更是成为政策导火索——她13岁的儿子因算法持续推送身材焦虑内容，最终因严重厌食症自杀。而在中国，2024年“爆破手”青少年团伙通过短视频平台组团作案、“前科网红”靠犯罪经历博取流量等事件，也让家长群体对短视频的担忧达到顶峰。

困境的本质：比“游戏治理”更复杂的系统性难题

与早年的网游治理相比，短视频监管面临着维度更复杂的挑战。游戏行业虽曾引发争议，但具备“身份验证、时长限制、消费管控”等明确抓手，且中心化的商业模式便于行政监管。而短视频的难题在于其“多中心、隐性化、刚需化”的特性：内容载体涵盖短视频、图文、直播等多种形态；影响并非即时显现，而是通过信息茧房、价值观扭曲、认知能力退化等长期作用；更重要的是，短视频平台已与通讯、社交深度绑定，成为现代青少年的“社交刚需”，简单禁用无异于切断其社会连接。

社科院《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（2024）》的数据更凸显了问题的棘手：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率高达96.6%，但“总是”使用青少年模式的仅占6.6%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身份验证技术漏洞——缺乏游戏行业的硬性抽检机制，未成年人可轻易“捡漏”绕过限制；另一方面，算法的“技术多巴胺”设计让青少年难以自拔。研究证实，年龄越低的短视频用户越依赖推荐算法，其工作记忆测试表现越不理想，碎片化信息接收习惯正在削弱他们的高阶思维能力。

无解的平衡：保护与发展的全球悖论

各国的治理尝试往往陷入“一禁了之”或“放任自流”的两极，但均非良策。新加坡直接在学校禁用手机手表，却割裂了青少年与数字世界的正常连接；澳大利亚的账户禁令遭遇“截图忽悠AI认证”的尴尬，英国小学生用简单技术手段就能绕过监管；中国的“青少年模式”因内容单调、限制僵化，沦为家长眼中的“摆设”。
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，短视频并非纯粹的“洪水猛兽”。人民网理论频道指出，积极向上的短视频内容能“拓宽青少年知识面，激发个性化发展”，但低俗化、泛娱乐化的内容又会“侵蚀健康心理，营造理想化的认知落差”。这种双面性让政策制定者难以抉择：如何在屏蔽有害内容的同时，保留数字时代的学习机遇？如何在限制使用时长的同时，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？

城乡差异更让问题雪上加霜。《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（2024）》显示，农村地区未成年人使用抖音/快手的比例远高于城市，对他们而言，短视频可能是接触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，简单禁止反而会加剧信息鸿沟。正如岩井俊二在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中所揭示的，网络往往是“边缘少年”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情感寄托，粗暴切断这份寄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。

破局之路：超越“禁令竞赛”的协同探索

当前全球范围内的“禁令竞赛”，本质上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化处理。真正的破局需要超越单一的政策限制，构建“政府、平台、家庭、学校”的协同体系。平台需承担起主体责任，优化算法推荐机制，将“认知保护”纳入核心指标——例如减少低俗内容的流量倾斜，增加科普、教育内容的权重；学校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必修课，教会青少年辨别信息、抵抗算法操控；家庭则需要建立“数字契约”，在尊重孩子社交需求的前提下约定使用规则。

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拥有650万粉丝的TikTok网红，其“不全盘否定社媒，聚焦青少年保护”的态度或许值得借鉴。短视频的治理没有“标准答案”，更没有“领先者”，每个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只有摒弃“非黑即白”的思维，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动态平衡，才能真正帮助青少年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。毕竟，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“远离屏幕的古董”，而是造就“懂得驾驭数字的未来公民”。

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微信公众号相关报道及社科院、CNNIC研究报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