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为什么我的题目叫“不该死的别死”？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有权利不该死，却被遗忘了。在全世界医疗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，女性生孩子不该死，儿童通过免疫接种能预防麻疹、百日咳这样的疾病，他们也不该死。
大家好，我叫张军，是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的首席代表。我们这个机构在缅甸做卫生援助，已经做了30多年。
我第一次去缅甸是1993年。到那里的时候，当地领导告诉我：张大夫，你大老远来了，我们必须给你安排别墅。我一看，这个别墅其实就是草棚子，每天早上还可以长出新鲜的蘑菇。
我记得那时候我和现代社会唯一的联系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两年之后，我就是通过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得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。
我去的当然不是缅甸的平原地区。我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金三角。我走过了缅甸东北部的大部分山区。
1992年，缅甸政府和缅甸地方武装刚刚停火，很多国际组织希望在这里开展援助项目。我的资助人告诉我：你的任务是三个月内摸清儿童死亡、孕产妇死亡的数量和原因，提出干预措施，就完事了，可以回来了。
我当时在北京卫生部工作，那时候年轻，觉得每天在办公室看报喝茶挺无聊的。我觉得这活挺好，我本来就学医，也开发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很多项目，只要有出生、死亡以及疾病的基础数据，我拼凑一下，写个建议书，干预措施都是现有的，不需要我自己想。
资助人给我三个月，我其实一个月就能干完，还有两个月可以在金三角玩。金三角那时候在我们心里是很神秘的地方，能去探险，挺好。
再加上人家还给我一天20块钱补助，三个月我能发笔小财——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才80块钱。我说这事值得干，就去了。
一、死去的妇女儿童
我去的是缅甸克钦邦。大家可能知道缅甸的一些基本情况：缅甸是一个由7个邦、7个省加1个市组成的联邦国家。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是有135个少数民族，民族矛盾比较多，族群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因为缅甸过去采取“分而治之”的方法，所以好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独立武装。我去的克钦邦，缅甸政府就管不着。
去了以后，我想问当地的领导：孩子主要得什么病？有没有人给治？有没有人给救？出生多少？死亡多少？你地盘有多大？多少人口？——这都是写资料要用的东西。
人家那个领导想了一会儿，好像没听懂我问的问题一样。不一会儿，过来和我说：张大夫，我给你一个望远镜，你往前望，你看到的这块地方就是我管的地方。你刚才问我的那些数字，我不太清楚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些数一点儿用都没有。你要想知道这些病和数字，你最好自己去寨子里问。
没办法，我从他手里得不到一手资料，那我就只能去寨子里了。我这一个月调研、两个月玩的计划就泡汤了，剩下三个月我都在寨子里走街串户地了解情况。
当地其实很贫穷，这些是我在当地看到的情况。教育这个层面，小学毕业的人都很少；
▲ 1994年，缅甸山区的小学
儿童营养不良也很严重，到处看到的小孩都是四肢瘦瘦的、肚子大大的；
▲ 缅甸山区当地儿童
因为他们的食物很单一，农业还靠刀耕火种，一年也就7个月的收成，剩下时间吃野果。
▲ 缅甸山区的农民
到寨子里，我想把老乡聚在一起问一问当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女人不敢说话，虽然女人很有想法，但是只要男的一说话，女的就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、倒茶——妇女的地位很低。
我说这不行，女人生孩子、管理家务，她们每天在寨子生活，其实她们对这个社区才是最了解的。
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：每人发三颗黄豆，男的女的都一样。大家凑在一起投票，选出儿童死亡的三个主要病症。
得出这个结果：第一个是疟疾，他们叫“打摆子”；第二个是拉肚子，拉完肚子又浑身发烧、起疹子，这是麻疹，拉肚子脱水就死掉了；第三个是生下来孩子不吃东西、抽风，没几天就死掉了，这是新生儿破伤风。
我们每天在寨子里头待着，没事干就跟老乡唠。我总结出当地最大的问题是：高出生、高死亡、低存活。
什么叫高出生？当地妇女45岁之前，在生育期内生十三四个孩子的情况太常见了。两年一个，没有休息的时候。但能活下来的只有一半甚至只有三分之一。我问她为什么生这么多孩子，她说：没办法，我必须得生，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，我必须用生抵抗死，不然我就没孩子了。
与此同时，她们分娩的时候，有的是自己接生，有的是婆婆或者村寨里生过孩子的妇女帮忙接生。很多时候就是随手从墙上揪一块竹片，一割，脐带就掉了，或者拿旧刀片、旧剪刀把脐带剪掉，所以很容易得破伤风。
▲过去的接生现场
我们到掸邦后还遇到了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。掸邦有些族群觉得出血是很脏、很晦气的事，所以他们就把孕妇撵到牛棚里生孩子。我当时是从城市来的，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受不了。把妇女撵到牛棚里生孩子，这是把妇女当成什么了？
在调研过程中，好多人告诉我们：哪一家的妇女，去年生孩子生不下来，死掉了，哪一家的妇女生完孩子后一直出血，第二天就没了。
太多了，这样的死亡太多了。一个女性把新生命带给我们的时候，自己却要冒这么大风险，别人如果只是袖手旁观，这个世界就是个混蛋的世界。
为什么我的题目叫“不该死的别死”？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有权利不该死，却被遗忘了。在全世界医疗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，女性生孩子不该死，儿童通过免疫接种能预防麻疹、百日咳这样的疾病，他们也不该死。
二、从救急救命开始
我当时跟当地人说：情况我摸清楚了，我写个建议书交上去。我是来给你们要钱的。要到钱我就带人回来帮你们。但是我心里觉得这事根本没戏，中不了标。我连人口数据都不知道，能忽悠谁给我钱？
结果15天后，资助人告诉我：你的项目可以试试。联合国服务局给了我10多万美金，让我先尝试一年。
我相当于给自己挖了个坑，但是我能不回去吗？我一闭上眼就能看到老乡们睁着两个眼睛看着我。我得回去，不然我就不是人了。
但这次我不是自己回去的，我又骗来俩人，一个外科医生、一个内科医生。他们很好骗，他们很善良。我说和我回去吧，那地方有别墅。我也告诉他们能住别墅。单独住，那可不就是别墅嘛。
回去之后，我们从救急救命的事情开始，让那些不该死的人别死，尤其是妇女和孩子。
免疫接种
救孩子最有成本效益的办法就是打疫苗。1993年，其实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麻疹、百日咳等疾病的免疫接种都已经非常常规了。但在当地反而得不到，这里的人就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，不公平！
所以我们就决定：哥几个先做儿童免疫接种。那时候真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虽然干预措施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是做起来难。电没有、疫苗没有、冷链没有、会打针的人没有，我们就敢决定做儿童免疫接种。
那先解决疫苗的问题吧。没有疫苗，我就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：缅甸山区的儿童需要接种，我们想要去给他们接种，给我疫苗。联合国拒绝的原因其实很实在：这里连电都没有，建立不了冷链系统，我给你疫苗，你能保证接种有效吗？
我又跟缅甸政府交涉：这地盘是你的，城里孩子都接种了疫苗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疫苗，我们进入山区去给那里的孩子接种？他们回复说：我们1992年才停火，地方各邦没有我的卫生人员，谁能接种？派其他人进入当地，我们担心会发生安全问题。
从这两个地方要不来疫苗，我只好从其他国家弄到一点疫苗。弄到疫苗之后，但是没人会打，怎么办？缅甸边境离云南近，所以我们就请了云南边境防疫站的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注射：皮内注射、皮下注射。
▲ 云南边境防疫所进行注射培训
学会之后，我们背着接种箱、放入冰排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准备进村接种。多好的事，我们去救命了，像白求恩一样。
可到了村里，我们发现大部分人跑掉了，妈妈们抱着孩子跑得更快。我问老人这是咋回事，他说：有人说你们拿人做实验，打完针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。
我们去村寨里的时候其实连路都没有，还要趟着水过河，扛着接种箱一路走了过去。到那却没人，你想这是什么感觉。
只靠那几个冰排冷藏，疫苗不到48小时就会失效。我们很着急，就忽悠当地领导：你看我们带来的这些东西跟黄金一样。你能不能把人都召集起来，一个一个盯着他们接种，非常时期非常手段。领导说可以。我们就这么完成了接种。
后来，当地人发现孩子拉肚子的情况真的少了，他们开始相信我们，给他们接种也没有抵触情绪了。甚至我们每次去村寨的时候，都能看见妇女抱着孩子早早地在村口等着我们。
消息传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缅甸政府那里，他们说：行啊你们，我们干不了的事你们能干，那咱们就合作吧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我们提供了冰箱、发电机，缅甸政府给我们提供了疫苗。
那时候，我们已经建了不少卫生所，正好配进去。卫生站就有了防疫功能，服务半径也更大，免疫接种这件事就算铺开了。
▲ 卫生所得到疫苗和冰箱等物资
这张图展示的是两种疫苗接种率的前后对比：绿色是80%以上的接种率，红色是60%以下的接种率。白色是没有数据的，因为以前缅甸通报的时候没有办法获取这里的数据。
经过我们努力，在这个100万人口地区实现了80%接种率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们用了20多年。
消毒接生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想做消毒接生，因为不是有破伤风的问题嘛。
一开始，我们建了很多卫生所，培养了很多助产士，也提供了基本设备。
▲ 卫生所及助产士
我们的理想状态是，产妇要生孩子的时候，可以就近送到卫生所，让受过培训的人员进行接生，别在家自己鼓捣。
想法很好，到她们家一问：孩子在哪儿生的？她们说家里。“那为啥不去我们建的卫生所？我们不是和你说了免费、消毒接生。”她说：你们培训的那个人那么年轻，连婚都没结，自己都没生过孩子，给我接生？谁相信呢？
另一方面，她想去卫生所接生这件事情也受到了婆婆的制约。婆婆说：我生十二个都是在家，你姑姑、邻居给我接生的，你嫁进来怎么就这么矫情？就要到那个地方让别人伺候你生孩子？
我们一想，这样不行。依靠卫生所这条路不靠谱，把赌注押在它身上就像买股票一样，肯定炸。
于是，我们就决定在每个村都培养接生婆，让她们在家就能生孩子。中国解放初期也用的这个办法，其实很成功。寨子里本来就有做过接生的人，只是没有接受过消毒接生的培训，也没有基本的工具。
第一次培训，我们找了个医生过来讲课，很多妇女背着孩子来学接生。接生的技能其实很简单：一躺三消毒，孕妇躺下，脐带、手部、会阴消毒，再给每个人一包消毒工具。
但是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系统里没有生殖器的概念，老师讲半天，大家不知道在讲啥，坐着发愣。后来当地的翻译用了一句脏话，接生婆恍然大悟：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你早说啊。
就这样，我们把消毒接生也铺到了每个寨子。
三、用卫生促进和解
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，当地卫生系统和中央卫生系统的衔接。我开头说过，缅甸政府和民族地方武装之间因为政治分歧，70年里都互不往来。所以民族武装控制区域内没有政府设立的卫生体系，即使有了，他们也不认。政府当然也不认可地方武装的卫生体系。
过去两方谈判都是政治谈判，一方说你缴枪、另一方说我凭什么缴枪，谈判就破裂了。所谓的“和平谈判”永远都不和平。
作为一个卫生援助机构，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脚踩两只船，两边都做事，两边都信任。于是，我们和两边说：我们不涉及政治，我们搞卫生，治病救人。他们就说，那卫生可以谈。
我们跟卫生部领导说：你们能不能去对方那里看看？你们从来不去，也不知道人家死活。卫生部领导说：我们倒是想去，但我们确实害怕，怕去了以后，“噗”，就把我们干掉了。
我们回头跟当地武装说：人家有意愿来看看，毕竟国际社会也给了他们很多资源，说不定能提供给你们一些。当地负责人说：欢迎来。
我们就陪着卫生部的官员到了地方武装控制区域。下了车，当地的一个负责人出来见他们：我们是缅甸的一部分，没搞过独立。但是这么多年，你们从没给过我们一片药。我在旁边拍了拍他：这回不是来了吗？万事总有个开头吧。
后来，双方慢慢建立信任，地方武装开始派卫生人员去卫生部接受培训，卫生部也会派遣医生来到当地给他们进行培训。我们搭了个桥，他们自己就开始顺利交流了。
大家看这张照片上，圈出来的这两位，一位是卫生部疾控局局长、一位是民族地区卫生局局长，这是过去冲突和敌对双方，两个70年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，她们都在一起讨论地方的卫生规划怎么对接国家，国家怎么支持地方。
缅甸卫生副部长对我说，你们去了我们去不到的地方，做了我们本应该做的事，同时通过卫生增加了我们和地方的信任，促进了和解。
四、拔掉疟疾的努力
再来说说疟疾。
我一开头就说疟疾是头号杀手。我在那里工作这么多年，前两年见过的人，没有一个没得过疟疾。连我自己都得过疟疾。
关于疟疾有一个致命问题是：当时我们必须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涂片，找到疟原虫才能给药。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我在山里，要背着显微镜一个一个去检测，范围非常有限。而且这里识字的人都没几个，用显微镜化验来诊治疟疾，怎么可能呢？
但是也没办法，它只有这一个治疗和诊断标准，我们要治疗疟疾只能跟进。所以我们还是硬着头皮买了显微镜，请了云南的疾控人员教我们做血涂片、找虫子培训，开展了疟疾诊治活动。但是能覆盖的人太少了，只能证明“我们能做这件事”。
在推进困难的时候，中国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2007年，天上掉馅饼，我们拿到中国一项覆盖面大、时间长、内容全的疟疾防控项目。因为当时中国计划要消除疟疾，评估下来发现云南的压力很大，因为来自缅甸的输入型疟疾非常多。中国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
我们作为民间组织的优势就体现了，我们是个两边都注册的卫生机构，又刚好在做疟疾，所以就担起了这个担子，帮助当地控制疟疾。
其中最让我高兴的是，中国给我们提供了快速检测试纸，只需要采取一滴指尖血，15分钟就可以出结果，然后针对用药。这代替了显微镜，简单到连寨子里培训的接生婆都能操作。而且疟疾控制的关键就是早发现、早治疗。
▲ 通过快速检测试纸，采取指尖血进行疟疾检测
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提供这样成本效益非常好的适宜技术，我们就是受益者，快速检测试纸救了很多人的生命。
过程中我们结构也建起了一个疟疾监测网，能够实时动态显示区域内的疟疾状况。这也回应了当年那个领导问我的“数据有啥用”，在资源匮乏的时候，数据能帮我们调配资源。
我们的机构人员也在逐渐增加，从一两个人到两三百人，最多的时候还建立起了拥有三千多人的志愿者网络，覆盖了更大的范围。
我们其实只是执行者，能完成这些工作是因为缅甸政府、民族武装地区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政府的支持。
尤其是云南边境的疾控、海关、公安各个单位，2007年开始共同抗击疟疾那十年，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，甚至专门建立了协调机制，为物资、试剂、药品、人员过境提供方便。云南疟疾防治所也派遣了大量的技术专家在缅甸蹲点。我很怀念那段黄金岁月。
大家合力让缅甸当地的疟疾患病率直线下滑。我们也间接地为中国消除疟疾出了份力——从3000万到零，用了70年，我们参与了最后拔钉子的过程。
我常常说，地球看似挺圆，走近一看，其实它坑坑洼洼，如果我们每个人伸出援手来“缝缝补补”，它应该是个很温暖的地方。
五、关于帮助
这样做是不是就够了呢？其实新冠疫情之后的这几年，缅甸地区疟疾情况反弹得很厉害，翻倍地增加，抗击疟疾的压力还是很大，需要更多国际援助。这片已经遭受太多不平等的土地，依然需要大家的关注和帮助。
关于帮助，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草棚正准备睡觉，突然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穿着夹脚拖鞋跑来敲门，气喘吁吁地说：医生们，我们寨子有个女人生孩子，已经两天了还生不下，现在不省人事，你们去救救她吧！
我们三人拿着手电跟着他，爬了两小时山路到了山顶。到了一检查，羊水已经破了，胎心已经没了，胎死宫内，然后再一看，腰上有疤，说明她做过一次剖腹产手术，而且这个女人脊柱侧弯、骨盆狭窄，她根本不可能通过顺产生下孩子。
我们决定必须把孩子掏出来：对这个女人来说，不掏，她100%会死，掏，也许2%能活，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个选择。但是因为脊柱侧弯，我们不敢给她注射太多麻药，因为可能会有猝死的风险。进行剖腹产的过程中，我看到她的手指都抠到木板里了。
那个屋里没有光，我们只能用7支手电照明，做完6小时手术。手术做下来，我像泥一样瘫在地上。我们都觉得她活不了，因为在没有输血设备的情况下，她出了那么多血。
过了大概半个多月，我们又路过那个寨子，寨子里的老头告诉我们：你们上次救的那个女的，还活着呢！我们太好奇了，这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呢。我就说那我们去看看她。
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状态很稳定。我特别没有礼貌地问她：你怎么会还活着呢？因为我已经找不到别的话了，真的找不到了。她是一个牧师，她说了一句我一生难忘的话：我还不能死，有好多人还等着我去帮助。
大家听起来我们在缅甸帮助别人好像很厉害，其实在这样的地区工作，我们和当地人面对着同样的风险，我也得过疟疾，甚至我的同事——中国人——把生命都留在了那里。
所以我会觉得，人活着，能够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。
谢谢大家。
本演整理自“看不见的边界 看得见的可能”主题演讲特别场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