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听得见吗？下雨天可以送外卖吗？”听障者小龙7月来到深圳找工作后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对他工作能力的歧视。之前，小龙收到被拒绝的回复也只是“不合适”。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，我国听障群体人数已经接近3000万，相当于全国每47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听障人士。然而在一线城市的求职市场中，他们却面临着诸多看不见的壁垒。
一、求职碰壁：从专业岗到基础岗的全面遇冷
小龙今年刚本科毕业于长春大学设计专业，对职位要求并不高，月薪3500元左右的设计岗位即可。但他沟通了多家平面设计岗位，无一发出面试邀请。设计岗求职无门，他转而尝试咖啡师、奶茶店店员、营业员、服务员等岗位，均因“听不清说话内容”被拒绝。
事实上，听障群体并非不能胜任这些岗位。美团官网2024年12月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11月底，美团有8507名在职残障骑手，其中听障骑手6758名，占比79%；网约车行业有听障司机接送乘客，麦当劳、肯德基全国76家“天使餐厅”为数百名听障者提供岗位——通过特制点餐卡、手写板、后厨灯光闪烁提示等微观改造，听障员工便能顺利适应工作。问题的核心在于，大多数企业是否愿意为听障者进行适当的无障碍改造。
社会提供给听障人士的岗位本就有限，求职途径还极为单一。BOSS直聘残疾人专区岗位较少，以深圳为例，适合听障人士的设计岗位仅5个，生产制造岗位也只有27个；中国残联官方的残疾人就业服务平台截至2023年底注册人数仅21万，远低于全国3800多万持证残疾人数量，知晓度极低；一些曾开发的残障求职小程序如“蚕舍”也已停止维护。《听障人群就业调研报告》显示，2021年我国仅有61%的听障人士已就业或自主创业，17%从未工作过，已就业者中超八成月薪资在6000元以下，49%曾遭受职场或面试歧视。
二、工厂内外：无奈的归宿与不甘的挣扎
工厂流水线成为多数听障者的求职归宿，但这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。小龙不考虑进厂，一方面因无法长期熬夜，另一方面听闻部分工厂存在老板剥削、管理混乱等问题，女性听障者更易面临骚扰甚至性暴力。小邹也不想进工厂，“担心每天机械重复工作会让脑子麻木，希望接触新东西激发大脑”，但持续八九个月的失业让她不得不妥协。
今年8月，小邹进入一家电子厂做手写笔检测工作，转正后工资五千多且不用上晚班，本是不错的待遇，却因车间脏乱、操作累人（需频繁弯腰蹲下，三天后手磨出泡、腰疼痛）难以适应。更让她寒心的是，入职第四天被老板通知“不用来”，追问无果，且工资未足额发放。而老板仅回复了同期入职的听人女同事，明显的区别对待让她再次陷入失业泥潭。
相比之下，在富士康工作九年的听障者阿超算是“幸运者”。他所在车间有4名听障者，工作中通过纸笔、手机与听人同事顺畅沟通，还曾获同事分享午餐的关怀，在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上比老家药厂更优，找到了归属感。但阿超也有理想，他想成为旅游博主，“走南闯北记录民俗生活”，如今却只能将理想寄托于富士康——而富士康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制造转型，深圳厂区员工从巅峰期超30万锐减至十几万，他“干到退休”的想法也充满不确定性。
三、深层困境：教育局限与社会认知偏差
听障者的就业困境早在教育阶段便已埋下伏笔。2025年面向残障学生单招的本科院校仅13所、专科院校6所，听障考生可选专业有限（如长春大学听障学生仅能选6个专业），进一步缩减就业方向。就业指导课程也难有实质帮助，小龙的老师强调“薪资不重要，有工作就OK”，甚至暗示“没薪资的工作也算不错”，打压了就业期待。
社会认知偏差也加剧了他们的困境。多数人将听障者等同于“聋哑人”，实则很多听障者发声器官健全，可通过手语或文字交流；企业对听障者沟通能力存在偏见，优先招聘轻度残疾人甚至听力健全的肢体残疾人，形成就业鄙视链。此外，听障者信息环境闭塞，易遭求职骗局，如日结骑手岗位暗藏“租车700元”的陷阱，让他们在求职路上更加小心翼翼。
四、未竟的梦：在现实与理想间徘徊
即使面临重重阻碍，听障者仍未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追求。小邹热爱生活，喜欢骑行爬山，理想工作是人工智能数据标注，“希望学习前沿技术，未来不愁就业”，失业期间仍努力争取机会，“就算结果不咋样，起码勇敢过了”；阿超独自在深圳租房，喜欢烹饪、旅游，朋友圈里满是国内外旅行照片，眼里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。
但现实的重压仍让他们步履维艰。小邹因非深圳户籍，无法让企业享受残保金减免优惠，求职更受限制；想装耳蜗改善听力，却因5万元费用无力负担；刚过三十便担忧“奔三没存款，退休年龄延迟，未来怎么办”。她在社交账号简介写着“喜欢冒险，人生那么长，不能只走一趟就完事”，可主页前三条笔记主题都是“找工作”，其中一条写道：“如果有一份工作，我可以干到退休。”
（文中人物小龙采用化名）